很少有人知道孙中山也从事过翻译活动，并留下一部重要的译著。
孙中山（1866－1925）12岁赴檀香山求学，先后就读于英国和美国基督教教会设立的学校，学习英文、算术、兵式体操和宗教课程，课余他除了勤读中国书外，还好读“华盛顿、林肯诸先进的革命过程史乘”。以后他又在香港受到了很好的英语教育。1886年他在广州、香港开始学医，通过五年的专业学习，掌握了精湛的西医医术。1892年7月，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香港华人西医学院，同年9月，他在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。1896年底至1897年7月，伦敦被难获释后的孙中山暂居伦敦，利用英国图书馆、博物馆极为有利的藏书开始认真地钻研。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英籍教师、也是他伦敦脱险的主要营救者康德黎（Sir James Cantlie，1851－1926）在《孙逸仙与中国之觉悟》（Sun Yat－sen and Awakening of China）一书中写道：“和我们一起住在伦敦的时候，孙逸仙从不在玩乐上浪费时间，他总是不停的工作，阅读关于政治、外交、法律、陆海军等方面的书籍，矿山及开采、农业、畜牧、工程、政治经济学等也为他所注意。他坚持不懈地仔细加以研究，他所涉猎的知识领域很少有人达到。”但康德黎没有提到，就在伦敦读书期间，孙中山译出了他一生唯一的一部翻译作品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。
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原书为英文，著者英国伦敦红十字会的总医生，名叫柯士宾，孙中山读到此书原版后，认为该书“言简意赅，剖理精当，洵为济世之金针，救世之要术”。当时已被译成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和日本四国文字。1896年冬天，孙中山和柯士宾同游英国国王的“云塞行宫”，柯士宾称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生活的华人“以亿兆计”，希望英文流利、又精通医术的孙中山“代译是书为华文”，以便在英国国王登基的60庆典之际以呈“君主”。并拟印一些发往南洋、香港各督，分发给那里的华人。（《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》译序）
红十字事业起源于19世纪中叶欧洲战地救护工作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（The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）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红十字组织，初名“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”，1880年改为现名，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。1864年8月，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，签订“关于改善战地伤者、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”的国际规定，规定其特殊的中立地位：战时，凡有红十字标志从事救护工作的人员、车船、物质，敌对双方都不能将其作为攻击目标。红十字救护人员在各种类型的武装冲突中均作为中立居间人，向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和平民提供保护和救护的人道主义待遇。戊戌变法时期，中国学者注意到了外国的“红十字会”，如1898年皮嘉?的《平等说》中就提到了泰西“因平等而有红十字会”（《湘报类纂》甲集）。同年四月，陈玉树在《论保国会》一文中提到“泰西立会之最善者无如杰乃法之红十字会”（《后乐堂文钞》卷三）。孙中山较之更早就指出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，是符合孟子关于“恻隐之心”的人性。他在译叙中写道：“恻隐之心人人有之，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。不知其术而切于救人，则误者恐变恻隐而为残忍矣，而疏者恐救人而反害人矣。”而西方各国设红十字会，“延聘名师，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，使人人通晓，遇事知所措施；救济之功，成效殊溥”。香港也在仿行，受过训练而获得正式证书的已有百数十人。因此他欣然接受了柯士宾的提议，在很短的时间里译出了该书，初版题名《红十字救伤第一法》，1897年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。
该书原是红十字会的一本教材，因此全书采用的是讲授的口气，非常通浴易懂。全书分六章，有插图41幅。第一章论体格并功用。因为此书讲述救伤之法，而施救者一定要有起码的人体解剖知识，本章从骨骼、肌肉，一直讲到肺、脑等功能。第二章论血脉。流血与止血各法，是救伤中最大而最紧要之学，本章讲述血管、血脉止血的暂止之法和恒止之法。第三、第四章论受伤。着重分析割伤、刺伤、破伤、撞伤、弹丸所伤、毒伤、醉酒、癫兽咬伤及其救伤之法。第五章论移伤之法。受伤之人在救治过程中移之医院或附近施医之所，按人数多少，可以有一人独运之法、二人移动之法、抬床移动法、乡间货车移动法等。第六章论妇人侍病法。提供救治的一般护理方法，如病床的高度、如何使用察病之寒暑表、为伤者替换衣服、敷热水等。末附“裹扎须知”和“问题”，前者讲述裹扎的一般方法，如三角带扎法等；后者是有关骨骼、形体、功用、止血之法和施治之法的各章内容的60个问题。
当时中国人尚未了解红十字会，因此该译本是最早将国际红十字会的精神用汉文表达了出来，该书不久可能也传到了中国，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成立于上海，该会在酝酿筹备成立的过程中，是否受到过孙中山这本有关红十字会救护伤员的译著影响，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。1906年冬天，孙中山在日本对此书进行了修改，改变若干名词的译法，由邓慕韩、廖仲恺等帮助校勘，可能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读者的习惯，把初版的“红十字会”统统改为“赤十字会”，1907年2月由民报社在日本东京再版发行，据说重印了千本。显然，这次译改重印已经不是为了要实现柯士宾献给英国国王的目的了，这次重印，很可能是同盟会的一次有组织的行为，即为了即将开始的反青武装起义的救护工作做一个知识上的准备。虽然，中译本没有像原本那样“不胫而走”，但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，如后来在北伐战争中，此书曾一度作为训练卫生队伍的教材。
（摘自《译林旧踪》，邹振环著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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